by Yolande Wang 王笑月
浅析“当代中国教育的公平性问题”
当代中国正处于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都会处于社会转型阶段，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所带动的社会全面性结构变革，其总体趋势被概括为：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封闭一源性社会向开放多元性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
A。在我们为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成果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理论中所提到的一种社会“失范”的可能：在原有集体意识被逐渐消解的情况下，新的集体意识并没有建构出来，并获得足够的道德效力。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失范问题，而且由于教育和社会结构潜在的相对应关系，这种失范也必然会在教育的领域显现出来：社会原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价值观受到普遍怀疑并失去对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约束力，而与此同时新的体制和价值观又尚未形成，也就是所谓的教育体制规范的“缺席”状态。
作为通过层层选拔进入高等学府的我们，以为可靠的选拔制度能够带给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和别人都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并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教育的成功。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忽略掉这个过程中所存在的潜在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了这样一项消息：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6.3%，比1990年减少2.5个百分点。在国家重点高校，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而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地方性高校则聚集了较多的此类学生。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一个规模较小的抽样调查数据中显示，除了城市农村学生比例出现调整以外，在北大就读的学生开始越来越多地来自背景较好、文化程度较高、经济收入稳定甚至良好的家庭。而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类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大一所高校中，而是趋向于成为全国重点高校的普遍现象。深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并无太大关联，事实上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拉大了地区、阶层间的差异，而在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又失去了对此的有效调控而加剧了这种差异的扩大。数据显示，有50.8%的人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所损害的利益，远高于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教育公平的问题已经成为关乎社会公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教育不平等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
这些教育不平等的多种表现形式我们都可以通过一系列人口普查所获得的数字来帮助我们了解：
首先是地区差异：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8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是2.2：1，1997年这一差距为2.5：1。以地区差距论，199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以中部1，则东部、中部、西部的比例为1.45：1：1.04；以农村居民收入论，以东部为1，则东部、中部、西部的比例为1：0.75：0.63。在这一背景下，各地的教育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且最发达地区和最贫困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在加大。当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基本普及初中教育时，西部地区则仍有2/3县未达到85%的普及初中标准，西部贫困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则尚未普及初等教育，城乡之间的差异依然是全方面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单位：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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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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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扣除物价因素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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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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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物价因素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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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指数（以农村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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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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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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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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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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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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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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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
967.20
|
864.34
|
397.60
|
383.05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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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1704.68
|
1465.76
|
6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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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22
|
2.73
|
|
1993
|
3070.90
|
2645.05
|
921.40
|
809.08
|
3.27
|
城乡间教育机会状况失衡，表现为就学机会享有上的失衡（农村的低入学率）、辍学率（农村的高辍学率）、不同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失学率（农村高失学率）。
民族差别也同样可以通过普查的数据中显现的少数民族的低入学率、高辍学率和高失学率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我们可以发现，地域性差距（包括地区、城乡和少数民族）问题的根源，不尽然全是由经济因素导致（当然，经济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并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稀缺等不利于教育发展的状况）。举例来看，争取更多的教育机会来说，城市这些具体因素状况（便利的交通、竞争的文化、手段与目的兼有的教育价值取向）通常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村的这些具体因素状况（不变的交通、保守的文化低限工具定位的教育价值取向）常常会产生消极的抑制作用。争所以，地方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群众的家庭教育支出、地区的自然环境及文化传统与教育价值取向——综合地决定着不同地区的教育机会状况。
当今中国，阶层差别问题成为了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尤其历经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阶层分化的现象逐渐加剧。因此阶层差异为研究教育不公的问题上提供了新的纬度和全新视野，并日益成为中国教育不公问题的最重要的隐私。
在西方，关于分层的研究兴起较早且体系较为完备，有学者指出社会分层可以表现为多方面向度：经济向度、政治向度和社会向度
B。根据台湾学者总结，也可以归纳出其它向度（见下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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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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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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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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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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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农场、工厂、专业技能、贸易、资本、流动资本、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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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Erik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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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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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人、工厂领袖、政党和社会权威、人格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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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Weber
Ralf Dahrendor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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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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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消费方式、高雅行为方式、特权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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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Bourdieu
Paul Dimag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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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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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会高层的通路、社会关系、俱乐部和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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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loyed Warner
James Cole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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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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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声望、知名度、尊敬、伦理与宗教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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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Shils
Donald Trei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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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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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利、公民权利、选举、集会言论权利
|
Roger Brubaker
T.H. Marsb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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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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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长、在职训练、正规教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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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are Svalastoga
Gary Becker
|
许多西方学者都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人们的教育机会实际享有程度，因其所属社会阶层而异，高社会阶层的子女通常可比低社会阶层的子女享有更多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代际传递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说上下两代间资本的流动。这其中所强调的正是家庭背景在社会流动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可以通过资本的继承进行传递的。法国学者布尔迪约（Pierre Bourdieu）就指出，代际的资本流动(les capitaux sociaux)不仅仅是包括经济资本（le capital économique），同样还包括社会资本（la capital social），家庭文化资本（le capital culturel）等等。
其中，
经济资本[MSOffice2] 是非常易于理解的，除了对于家庭经济资本的直接继承，这些资本也可以确保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也就是著名的教育经济再生产理论。而金迪斯和鲍尔斯同时也指出，这种财富效应的延续会同时影响到子女对于前途的定位、个人对效率的理解、职业伦理、学校教育所得和对待风险的态度，以至于又反过来影响财富的积累。
D 在中国，经济的代际传递具有很强的制约力量，尤其体现在社会最底层（最贫困人群）和社会上层（最富裕人群），且两级分化的趋势越发明显。对于最贫困人群来说，经济因素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体现是上不起学，这可以从经济收入与辍学率的关系中得以体现：小学阶段，辍学率与人均纯收入层次完全成反比；在初中阶段，辍学率与人均纯收入层次虽未完全成反比，但低收入层的辍学率与高收入层的辍学率依然形成鲜明对照；而究其原因，在小学阶段，辍学的首要原因为“家庭困难”；在初中阶段，“家庭困难”与“学习成绩不佳”同为首要原因。而另一方面，与贫困阶层子女无形享有本应享有的义务教育机会的状况截然相反，富有阶层的兴趣已不在其子女业所享有的法定教育机会本身，他们转而追求教育机会的“品味”，寻求普通经济阶层只能望其项背的特殊的教育机会——所谓“贵族化教育”。据统计，仅1994年，全国各地便创办了300所以上的所谓“贵族学校”，这些“贵族学校”拥有一流校舍、一流设施及一流师资，惟其收费极为昂贵。对所有“贵族学校”的调查统计结构都表明，这些学校的学生无疑不是来自富有家庭乃至超富有家庭。
换一个角度，我们也能够发现支付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对于富有阶层来说，通常并无困难，而对其它阶层来说则可谓沉重负担。在已入学的高校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贫困阶层子女靠四处举债才得以跨进大学校门，其家庭将因供养其上大学而愈加穷困潦倒，甚至倾家荡产；还有一部分人系普通偏下阶层的子女，其家庭也将因全力以赴保障其就学费用而不得不屡降生活标准，以至最终也跌入贫困阶层。故从某种层面来看，富有阶层子女所享有的是“礼物”性的教育机会，而贫困阶层子女所享有的是“负担”性的教育机会。
E 社会资本[MSOffice3]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力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些资本可以在一些机会的提供上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也为子女获得其它资本提供条件。社会资本在传递给下一代后，传递者本人并不会失去这些资本。
而家庭文化资本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包括精美和优雅的语言与说话方式，适度的礼仪、行为举止和一般性的文化意识。持教育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学者认为，个人在学校教育中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这种家庭的文化资本拥有量。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可能没有很多经济资本，但仍然有利于其子女顺利完成高等教育，因为这些人更能够有效地以其自身的文化积累和学习体验来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子女进行知识技能乃至观念方面的传递。
文化阶层的识别最有效的方法，则是把社会成员的最终学历（受教育程度）与现行学历水准序列（教育分段序列）对号入座即可（如最终学历初中一年者可归入“小学文化〔含初中毕业以下〕”层）。从统计数据分析：一方面，高文化阶层子女在争取教育机会方面似乎比低文化阶层子女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高文化阶层子女比低文化阶层子女更容易实际获得教育机会。
文化资本对教育机会的影响往往比较“顽固”，甚至可能会“冲淡”经济资本的影响。
|
|
父母受教育年限
|
相邻文化阶层子女占比重平均差距（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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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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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至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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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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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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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美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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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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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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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
|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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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4999美元
|
75.3
|
82.9
|
90.7
|
7.7
|
|
5000-6999美元
|
75.5
|
86.1
|
92.1
|
8.3
|
|
7000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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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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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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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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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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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经济阶层子女所占比重平均差距（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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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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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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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
|
而在中国，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下面两张图表数据得出相似的结论：文化则本具有潜在的，强有力的制约作用。表中数据显示，相对较高的职业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的可能越大，而进一步调查这些阶层，则会发现职业阶层越高，其受教育程度即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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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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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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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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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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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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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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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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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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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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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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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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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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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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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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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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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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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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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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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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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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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
综合来看，随着在近年来的社会转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二、教育不公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造成地域性差异十分严重，所以在上文中将这些差异都单独罗列出来进行了分析，而在后文论述教育不公现象问题时，将较为集中地以代际遗传问题作为出发点，而把地域性差异纳入代际传递的考虑范畴内（比如将地域性贫富差异纳入经济资本传递范畴，将地域性环境差异纳入社会资本传递范畴内考虑）。
许多美国的学者在上个世纪都试图证明在美国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成功指的是每一代人的胜利和失败，也就是说试图证明美国的教育环境已经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的起点，而把代际间的传递性降到最低。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类的代际流动性度量在获取数据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而当这些错误被纠正后，代际间阶层的相关性就会变得非常显著。
鲍尔斯和金迪斯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社会分层代际转移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渠道 所得 收入
智商，在学校教育条件下 0.05 0.04
学校教育，在智商的条件下 0.10 0.07
财富 0.12
个性特征（宿命论） 0.03 0.02
种族 0.07 0.07
总代际相关性估计 0.25 0.32
我认为，在讨论起点公平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内在于人的精神的传递是无法通过外部环境的调整而被影响的。Melvin Kohn就曾经指出：“无论是否有意识，父母总是倾向于以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所得到的经验教训来教导他们的子女，因此这也为他们的子女进入类似的社会阶级作了准备。”而布尔迪约的研究中也提出了习性（habitus）这样一个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习性是具有双重历史性的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一种塑造和被塑造的精神结构，它将实践的感知图式融入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之中，这些图式是通过社会化和个体发育过程将社会结构具体化到个体身上的，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是从代代相传即种系生成的历史性工作中产生的。”
I儿童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因阶级和环境的区别，他们的习性就开始分化，那么社会化过程和学习活动并不仅仅是智力活动，他们与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方面如情感、知觉及肉体密切相联。
这些内在于人的并形成于较早阶段的精神会对整个生命过程产生持续并且强烈的影响。因此我认为讨论
绝对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性[MSOffice4] 问题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家庭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隐私可能会因为任何尝试拆离父母与子女资本的努力而不得不这种考虑。因此，与其追求一个所谓零代际关系的抽象目标，还不如考虑一个更好的问题，即充分了解哪些代际转移是不公正的，并以此来制定相关政策来消除这种不公正的影响，比如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问题、民族性倾斜问题、弱视群体生存环境问题。
三、中国教育何去何从
本文开头就已经提到，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正面临教育体制规范的缺失危机，新的合理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价值观的形成是如今首要并且十分紧迫的任务。而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的大的政策方向却面临着诸多两难的选择，其中包括：中国的教育体制发展趋势应该偏向于竞争性还是赞助性流动模式？前者的典型代表为美国的大众化教育体制，而后者则是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精英式教育体制。所谓竞争性流动指在平等与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的机会；赞助性流动是指个体在其他社会成员的帮助下而获得提升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的机会。后者突出代际间传承的重要性，并制定政策使这种传承间的不公平性合理化，这是处于有利阶层的人试图通过控制社会流动来达到可能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被鼓励树立抱负，努力成为社会精英，社会忠诚的态度和意识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培养起来的，精英认同的意识也是在这样的文化中形成的。然而在赞助体制下，所谓精英阶层认为社会制度的巨大威胁是哪些处境不利的人希望取代已有的精英，成为社会统治者。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对社会大众进行训练，引导他们形成自己无能管理社会的意识，同时，隔绝他们获得精英态度和能力的通道（选拔和收费），使他们确信精英比之他们更为优越。精英选拔的年龄越早，社会底层的人们便会相应地在越小的年龄相信自己天生低劣，并制定相应的现实的人生计划。一般来说，在欧洲，一个人未来可能的社会地位在6-7岁的时候已经被大致确定下来。
于是，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念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在美国，很少学生进入特殊天才教育学校，绝大多数学生都在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中学习。而在欧洲，虽然历经一系列重要改革以试图消除长期存在的贵族特权意识和社会不平等，然后其教育制度中仍然深深地刻着选拔的性质，希望学生在很小的时候依据聪明与否的标准将学生分别开来，并对聪明的学生进行特殊的教育，而且接受这类特殊教育所需要支付的费用远远高于普通大众教育的费用。
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发展需要。精英式教育体系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社会现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因此整个体系建立在分阶层的社会模式上，并且更加注重个人的家庭背景而非个人成就。中国处于封建社会阶段时期曾经长期采用这样的教育体制，甚至还影响了欧洲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汉代官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种，中央官学又包括太学、泓都门学、贵胄学校及宫廷学校等不同类型，各类学校所受学生的社会阶层出身各异，此可谓教育结构的“封建等级框架”之发端；之后教育对象的社会阶层范围逐渐扩大，到宋朝时，凡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入国子学，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入太学；到了清朝，学生生源更广，凡地主阶级子弟均可贡监入学。但无论怎样调整，由于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上，因此农民阶级子弟与地主阶级子弟很难共享同等的入学资格与权利这一点上，未有根本改变。
然而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致力于消除阶层和阶层之间的差异，并以建立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为目标，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成就的影响力将远远高于家庭背景的传递的作用，同时高社会流动性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这也将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平等而自由的教育制度，只能产生于一场致力于经济生活改造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基本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必须被废除，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必须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就这一意义而言，这场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J 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流动差异最为著名的学者是帕金（Parkin, Frank）和吉登斯（Giddens, Anthony），他们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代际之间的经济资本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远远小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资本的情形也是如此。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市场能力分化形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明显地转变为普遍的权利干预机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群大致分为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这两类人从一开始在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因为家庭的物质资源差距不大，进而使两种阶层人士的子女有着较为一致的抱负水平。非知识分子的子女通过一个开放的教育体系接受高等教育，并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谋得一席之地，这种长距离流动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罕见。
两位学者同时也分析了建立这样的社会教育机制的主要手段，并将其分为了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期，共产党政权采取措施消除资产阶级，实行平等化策略，包括推行平等化收入、推行广泛的福利、扩大教育规模、吸收工人阶级子女进入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情形开始变化。一方面，体力与非体力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有利于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子女的教育机会的策略发生变化，教育继承关系开始逐步发展，随着理性化、效率化和技术化的工业组织的发展，白领人士的优势地位开始显露，党员中白领人士的数量增长超过工人，精英集团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开始减少。帕金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在最终意义上将走向相同的阶级分化。
中国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阶层的逐步分化是这个阶段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这种特殊的国情，中国教育发展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
精英式模式必然导致阶层分化的日趋明显和稳定，其结构将如帕金所预测的那样，回到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同的阶级分化的社会形态，在终极意义上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等同起来；而竞争式模式虽然致力于营造一个表面公平的社会环境，但是深层上，由于完全放任教育的市场化，以市场决定人的分化，而分化的标准多为人的能力等此类无法摆脱代际隐性传递作用的基本属性，故这种市场能力分化形式最终依然是支持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社会控制力的需要的。我认为，中国不应该把教育束缚在过去继有的教育模式中，更何况中国的社会发展形态本身就具有独特性，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体制模式，而应该借鉴其经验教训，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摆脱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政府所应该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的社会模式是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的，是人们愿意自觉守护的，是至善的？
“一个制度应当这样设计才是基本公正的：在这个制度中，即使是最不幸、占有社会财富最少的人，其基本自由与正当的权益也不会因为其不幸与资源占有的匮乏而受到伤害；即使是无赖，也不会因为其无赖而得到比应得更多的利益；即使是权贵富豪，也不会因为其权利与财富而可以为所欲为，得到自己所不应得的；即使是追求私利的人，也不会因为其追求私利而使他人、共同的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相反，其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在总体上还能给他人与社会带来益处。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会有更大的行为正当公正向善的可能。”
K “社会和道德上的最高的善（goodness），是社会的存在理由。”
L 我们必须把社会的凝聚和黏合作为社会组织系统的更为根本的原则。现代社会组织在价值上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组织内部的群里认同（职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公民道德，civil morals）。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为嵌入在组织系统内部的诸位成员提供自身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和幸福感(happiness)。能够形成组织的最根本的原则，是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和谐——无论是社会关系的和谐，还是反映在社会成员身上的人格的和谐。
这一标准对教育体制设计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我认为，我们所应该建立的教育体制应该是：每个人在这样的体制中具有
自主自由选择的权利[MSOffice5] ，而不会受到外部的不公正条件的束缚；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使每个人在社会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并能够在这个社会位置上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和满足；教育能够肩负道德提升的功能，并在社会中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认同。以人的终极幸福为出发点的教育才是生命化了的教育，也是明日教育的发展方向。
四、实现中国教育公平应重视的相关问题
第一，教育分流中的资源分配问题。
学校教育分流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并且被认为是最为权威、最为系统、最为正规的途径。而其主要工具是学业选拔考试。而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教育分流和教育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教育分流对教育平等无疑会带来直接的挑战和冲突，但是在合理的政策环境下，教育分流也同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教育平等的内涵。
中国在文革后重新确立了学业成绩标准取向的教育分流体制，并从层次上分为了四个阶段：小学教育分流：逐渐淡化这个阶段的分流，取消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分，采取就近入学的手段；初中教育分流：免费、普及、平等和强制，采取就近入学手段，但仍存在入学考试的问题；高中教育分流：学校类型多样，包括普通高中、职业中学、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等，承担不同的教育任务；高等学校选拔分流：通过招生选拔考试将学生分入不同高等学校。
应该看到，虽然政府希望通过考试选拔提供给所有学生平等的学习机会，其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切实落实教育分流的过程中，政府长期忽视了职业阶层差异、性别差异所导致的教育起点的不平等，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向优倾斜的教育政策，通过
考试[MSOffice6] 进入质量、层次和类型较优学校的学生，往往享有更多的资源。这样的政策导向会间接抹杀中国建构于学业考试制度上的教育机会平等。这也同样造成了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高中教育不平等的新形态的不平等现象。
莱伊面对多种平等的复杂情况
M，提出了平等考虑、差别对待和切合性原则三大平等原则，中国政府首先应当继续致力于缩小不同地区、民族教育发展差距，同时在此基础上应该进行政策上的平等补偿。这里将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积极性歧视”，主张补偿不利的种族、性别和阶层组别，实行“配备性”的平等。由于中国现在的教育资源不足问题仍然严重，因此可供平等化的资源少于平等化的要求资源，这就只能不平等地分配可以平等化的资源，以祈求分配结果上的平等。而导向结果平等，就必须将更多的教育资源分配给起点较低、先天资本较少的学生，缩小起步高低不同的学生之间的差距，促进两者之间的平等。而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向优倾斜政策导向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也是导致教育制度失序和引起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表现为：
1，不同层级学校学生、不同区域学校学生、不同类型学校学生所享有的生均教育经费存在显著差异：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程度越高，或者在城市学校和普通中学接受教育，意味能够享有较多的国家教育资源。反之，接受教育程度越低，或者在农村学校和职业学校接受教育，能够享有的国家教育资源越少。1999年各级学校和不同类型学校生均经费统计说明了这种教育经费分配的具体情形：
1999年各级学校生均经费 单位：人民币元N
|
|
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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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中学生均经费
|
初级中学生均经费
|
农村初级中学生均教育经费
|
职业中学生均经费
|
普通小学生均经费
|
农村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
|
|
全国
|
13990.80
|
2695.90
|
1101.84
|
861.64
|
2301.81
|
625.36
|
519.56
|
|
北京
|
24775.47
|
5704.85
|
3009.84
|
1948.50
|
4218.01
|
1808.49
|
1328.21
|
|
上海
|
21329.99
|
7935.50
|
3523.46
|
3137.51
|
4546.09
|
2621.16
|
2142.16
|
|
江苏
|
16136.49
|
3506.45
|
1580.61
|
1102.97
|
3562.73
|
830.66
|
655.71
|
|
广东
|
17790.53
|
4194.72
|
1619.71
|
1309.26
|
4751.99
|
1095.73
|
893.65
|
|
贵州
|
7145.47
|
1253.65
|
520.78
|
390.08
|
1344.28
|
296.44
|
260.10
|
|
云南
|
11313.77
|
2451.09
|
1319.80
|
1210.49
|
2619.87
|
679.73
|
640.77
|
|
西藏
|
16437.92
|
5486.43
|
3101.16
|
3029.37
|
4399.25
|
923.95
|
923.63
|
|
宁夏
|
77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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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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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资源不平等同样存在于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主要表现在师资配备、仪器设备投入和升学率等差异上；
3，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国家优先投资于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投入。1996年我国学前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生均日常教育经费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是6%,12%,67% ，而同年韩国的数据为17%，14%，6%，日本为17%，19%，14%
O。这种中心倒置的投入偏向于教育投入的实际效益形成反差。
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这类向优倾斜政策的制定，只会加剧代际不公正转移，更会受到考试制度和教育分流的进一步强化。而这也正是政府应到解决的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政府应当促进教育资源倾斜流向条件较差的一般学校、职业学校、村镇学校、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缩小同一层次、类型学校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淡化受教育者由于进入不同类型、层次学校或处于不同地区而形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减缓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保证基础教育阶段的资源投入，进一步消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差异，并力图做到无差别的个人入学机会平等原则和教育资源分配的边际平等（把可以平等化的资源平等化地分配给平等的对象）。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时必须结合国情，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才有利于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的建立。
第二，考试内容和教育结构的反思。
学业考试是中国进行教育分流的最主要手段，撇开教育分流过程可能产生的不平等分配以及由于种族、阶层、地区差异带来的分流问题，纯粹的以学术和认知内容考试为工具的教育分流，被认为是为全体学生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标准。
然而，教育的内涵应该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术性导向和认知方面的教育、职业技能和技术方面的教育以及社会规范和价值方面的教育。就教育分流而言，单方面地重视学术性导向和认知方面的教育，真的有利于社会公平性的体现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文章《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提出，这样的选拔所测验的东西只限于与等级制课程有关的一个狭小的活动范围，很少考虑来自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障碍，而往往把这种障碍说成是由于个人无能，作为拒绝使用的可靠理由。
这样的观点可以和布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中找到根据，而布尔迪约也指出考试其实是社会主文化价值的强制性灌输的最有效工具。在偏向于学术性要求的考试中，语言编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考官们往往都被迫降低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以保持形式上的要求”
P在卷面上，考题所使用的都是标准化的语言，同样也要求所有学生使用规范语言。在法国，正像考官们喜欢说的那样：“主要是要写得好”。C.布格雷（Célestin Bouglé）在谈到师范学校入学考试时写道：“人们明确认定，考官应当主要评价组织和表达的质量，甚至对于需要一定实际知识的历史考试也是如此”。而相同的情况同样存在于中国的考试中。以这样的考试方式，那么在考试中胜出的仍然会是来自较好家庭背景的与社会主流文化更加相符的阶层的孩子，这些阶层家庭具有开放的、变通的结构模式，家庭人际关系较为平等，在社会交往中他们力图使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因而使用的是更为规范的语言系统和精细代码。这样的不平等的关系通过考试得到了证明和强化。他们在面对选择时面对的标准则比较低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所面临的要低。这也就是公平选择面前的潜在不公平。
而这种考试内容会有一种导向性作用：使教育渐渐失去它的技能培训和道德教化作用，而完全致力于学术性教育的方向，忽略了社会的人才结构需求。与之相对应的问题是，教育结构的畸形。由于学术性导向的作用，大部分人把进入大学接受精英式学术教育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而耻于进入技术培训类学校，以至于各级政府都盲目加大高校的扩招，而忽略了职业教育培训的重大意义。据统计，在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初衷毕业生中，进入中等技术学校的比例是17.55%，进入中等师范学校的比例是4.16%，进入技工学校的比例是7.73%，进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是46.79%
Q。
问题在于，中国究竟是否需要这么多学术类精英人才吗？这种畸形的教育分流，势必会导致更大压力的就业分流，以至于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的奇怪现象。
因此，我认为，消除考试可能带来的不平等，首先是思考考试内容的向度，提高考试的认知性、技能性，降低其学术含量，使考试结果能够产生较高的区分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健全合理的教育结构，扩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规模，使每个人都能在教育分流中找到恰当的位置。政府也应该逐步综合贯通各类学校之间的通道，拓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途径。另外，在职业教育和就业的接轨问题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有利于接受职业培训教育学生的政策，在教育的过程中以及就业市场上帮助他们最快地找到合适的位置，并将他们获得社会成功的机会概率提高到和高等教育相似甚至是相同的高度，给接受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学生相同的社会期望值。这些措施能够帮助学生、老师、家长和整个社会确立科学的学业观念，淡化职业学校学生低素质的自我感觉和学校、社会对他们的负面期望，使他们生活、学习在积极的氛围中。
在我看来，最成功的教育应该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把学生引导到最适合他们的位置上。但是最终前途的平等则有赖于社会整体的公平，而现在这还具有一定的理想性。
不管怎样，正如前文提到，教育公平的最终结果是使每个人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并能够在这个社会角色上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和满足。如果教育缺乏了民族精神缺乏了爱，那么这样的教育是不可能具有平等和人性化的精神，也很难焕发生机和活力。
第三，谨慎面对教育产业化问题。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有一些人提出了教育具有市场属性，并主张让教育产业化。在还没有弄明白教育产业化的具体内涵的时候，全国已经开始盲目推行这一政策措施，以至于很多学校自抬身价、自作主张提高学费等。高校乱收费已成为大力提倡教育产业化的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类问题甚至有向还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高昂的择校费把贫困家庭的孩子挡在了“重点学校”的门外。教育产业化的另一结果是导致上文提到过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加剧，此处不再详述。
如何看待教育的产业属性？我的观点是：我们的态度必须谨慎。我们必须认清基础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它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必须把教育目的的非营利性、教育过程的非经营性和教育性质的公平性纳入到考虑范畴之内。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以人为本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市场教育体制，并且严格限定学校办学自主权。
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应仍然坚持政府和地方办学，这样才可能维持教育起点的公平性以及前文所提到的教育资源分配的相对合理，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够合理地使用社会教育资源并获得相同的成功的可能。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必须加大投入，保持绝对的主导权和掌控性。
同时为解决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另一问题（资源不足）可以在高等教育领域适当引入其他教育办学模式。他国私立学校成功管理模式的经验，会成为我国相关政策制定是有利的借鉴。比如著名的英国公学办学体制：
英国的公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自己创设了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有独立的组织与管理机构，又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赞助人，老校友的捐赠以及高昂的学费），基本不需要政府资助，这样能够部分地解决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并使政府能够集中财力更多地投入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办学；它和政府办学能够形成良好的优势互补关系，这一点对我国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必须在资金足够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公立学校，这样才不至于使很多人因为高昂的学费被拒于高等教育大门之外，使我国形成民办和公办高等学府互补的双轨制度以及一定的竞争趋势；始终坚持民办学校的公益性原则，不以营利为目的。教育场所始终是追求真理的地方，任何产业化的尝试都不能掩盖教育的基本属性。
在发展教育产业化中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坚持政府的主导性。不管在哪个领域，哪种形式的办学，政府都应该实行宏观调控，依靠和利用立法及拨款手段，辅以行政手段，以保证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样才不至于使教育产业化成为贫穷世袭化的罪魁祸首。就这一点来看，法国的教育就具备一套完备的至上而下的中央控制体制：
省
市镇村（学校）
大学区
正是这一套中央集权式的伞状教育体系，使法国政府至今仍然能够牢牢控制教育的命脉。从纵向看，法国政府通过教育部能够控制了大学区、省直至市镇村的教育；从横向看，它领导和监督者所管辖的全部公立与私立教育机构。它有权提出教育法案、发布命令、确定教育经费，并制定学校的教育方针和原则、制定教学大纲。因此法国的教育依然具有广泛的国民性质，通过落实教育部的相关精神而落实教育的民族性和共同社会凝聚力提升的效果。
而美国人在这个问题前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被眼前的高额利益所打动，他们认为“产业模式远不能体现高等教育的广泛目标”。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一定不会改变大学作为保存文化遗产和传播普遍价值的公共机构性质。
所以，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教育产业化问题，借鉴国外教育的有益经验，建立一个有序公正的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并为百姓所认可的教育体系和规范。
本文仅就中国正在面临的教育公正性问题作了一些浅显的分析，有些想法并不成熟，有些想法有待进一步的调查数据进行完善。我只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尤其是政府的重视。
毕竟，教育是爱的事业，明日生命化的教育需要一代人以全副生命相许。这样，中国的教育事业一定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有力基石，成为明日中国社会的希望所在！
参考书目：
- 《新教育社会学：连续与断裂的学术历程》，杨昌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及教育——以涂尔干社会理论为视角》，渠敬东，上海三联书店
- 《大困惑——当代教育何去何从》，且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
-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教育改革》，朱永新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美]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教育发展论：理论评介与个案分析》，许庆豫，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 《教育社会学》，吴康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 《揭示英才教育的秘诀——英国公学研究》，原青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社会转型与办学体制创新》，徐晓东，邵文其，洪仙瑜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 《外国现代教育史》，吴式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商务印书馆2004
A 《社会转型与办学体制创新》，徐晓东、邵文其、洪仙瑜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B 《教育发展论：理论评介与个案分析》，许庆豫，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D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E 《教育社会学》，吴康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F 《教育社会学》，吴康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G 见陆根书，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对我国大陆大学生付费能力与意愿的研究
H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I《新教育社会学：连续与断裂的学术历程》，杨昌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J [美]鲍尔斯，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
K《制度体制公正论——变革时期道德失序研究》，高兆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L《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及教育——以涂尔干社会理论为视角》，渠敬东，上海三联书店
M 参见Rae, Douglas et als.(1980). Equal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hp1, Chp2, Chp3, Chp4
N 国家教育部，1999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O 《义务教育公共投资水平和效益的国际比较》，高如峰，《
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
P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P.布尔迪约，J- C.帕斯隆，商务印书馆2004
[MSOffice1]其实，这些差别到最后都可以通过阶层差别来体现。城乡之间存在一个阶层的差距，民族与民族间同样也存在差距。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人具有不同的观念更是在扩大各个阶层间的距离。
[MSOffice2]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说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也就是我得益很多的助学金制度。在美国，联邦政府能够用最为合理的方式提供很多需要帮助的学生合法的积极补助，补助包括赠与、贷款和打工几个部分。之所以我称之为“积极”是因为这种补助的审核很严格，绝对尊重隐私考虑，不含歧视，而且在补助的同时要求接受补助的一方为社会做出自己应该做的贡献，而不是白白接受助学金，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养成正确对待社会的心态。等我到了美国后，可能会写一篇关于这整个助学金、奖学金经济体系的论文。：）谢谢启发~
[MSOffice3]家庭所提供的社会资本应该只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其实在此基础上，自身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能量更加庞大。所以才会有人愿意在清华读4年书后再跑出去读本科：）
[MSOffice4]教育公平性问题如果从起点的公平来看待，确实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如果从结果的公正性来看，也许是可能实现的。Harvard和Princeton取消了招生时的提前录取，也就是为了做到结果的公正。也就是不在意一个学生现在能有多少能力，而关注学生本身在利用她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后所能做到的成果。
[MSOffice5]非常有思想的一个教育理念，膜拜一下~其实，美国现在正在探讨类似的教育理念，宣扬Liberal Arts Education，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自由选择。例如美国的很多major是可以自己去创建的，不需要原先存在的专业限定，想怎么建立major，只要合理就可。
[MSOffice6]我觉得考试只能确保选拔过程的公正性，不能说明起点和结果的公正性。如果起点的公正很难保证，那么结果的公正就至少可以通过选拔的不同手段来弥补初始的不公正。当然，如文中提到的通过“积极性歧视”的方法来补偿起始的不公正也是一种很好的手段，但是中国现在的资源有限，很难做到恰当的补偿。
*Yolande Wang is a student in Peking Univeristy, she is also a member of China Development Youth Forum. (CDYF)
